刘磊 丨印度核政策的转变及中国因素的影响

冷战史研究

印度核政策的转变及中国因素的影响

文 / 刘磊 

摘要：印度独立以后，尼赫鲁政府较早地启动了民用核能项目，并确立了和平利用核能、不发展核武器的基本政策。但是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后，印度国内开始出现一些将核能用于国防的初步讨论。1964年5月尼赫鲁去世，10月中国成功进行首次核试验，引发印度国内各界关于核政策的大辩论，要求发展核武器的意见日益增多。面对国内政治压力和国际社会无法阻止中国发展核武器的现实，夏斯特里政府默默转向“有条件无核”政策，在技术上积极为将来有一天能够制造核武器做准备，为1974年印度“和平核爆炸”奠定了技术与政策基础。

关键词: 印度核政策；中国首次核试验；印度核辩论；中印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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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磊，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

目

录

一  1964年10月之前印度的核政策

与其对中国核项目的认识 

二 中国首次核试验后

印度各界的认识与反应

三 中国核试验之后印度核政策的

延续与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余　　论

国内外关于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执政时期印度核政策的研究多数将其定义为模糊性或者说是两面性，即一方面公开坚持不研发核武器，在国际上支持核裁军，反对核扩散；同时又积极发展本国民用核工业，服务于经济建设，尼赫鲁开创的印度核工业为后来印度最终成为核武器国家奠定了基础。1964年5月，尼赫鲁去世后，夏斯特里（Lal Bahadur Shastri）政府继承了尼赫鲁的核政策。但当年10月中国首次核试验引发印度关于核选择的大辩论。关于中国核试验对印度核政策产生的影响，有学者认为印度对中国核试验反应激烈和全面，包括改变核政策；也有人认为中国核试验的确对印度产生震动，但仅这一因素还不足以促使印度改变政策公开走向核武化道路。本文希望依据美、英、印、中等多边档案文献，从逻辑细节上进一步分析印度核政策转变以及中国因素的影响。

一  1964年10月之前印度的核政策与其对中国核项目的认识 

总理直接领导的原子能委员会，并任命印度核科学家巴巴（Homi J. Bhabha）为首任主席。虽然印度核项目在亚洲起步很早，但尼赫鲁注重其民用性质和经济用途，一开始就确立了和平利用核能，优先发展经济，先经济后国防的基本国策。除了在国内和平利用核能，尼赫鲁在国际上则支持和倡导核裁军以及禁止核试验，最终彻底销毁核武器。

由于印度坚持和平核政策以及20世纪50年代国际核不扩散的压力较小，印度的民用核项目在英国、加拿大等国援助下，开局发展较好。1956年，英国援建的第一个研究型反应堆就开始运行了。到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之后，印度开始重新评估国防政策，扩充军备。虽然没有把发展核武器列入军备扩充议程，但也出现了相关讨论。1962年12月，人民联盟公开表明赞成核武器的立场。除了在野党，执政的国大党内部也出现不同意见。议会政治家潘特（K.C. Pant）在全印国大党委员会杜尔加布尔年会上要求立即发展核武器应对新的挑战。1963年3月，人民院议员巴德（Ramachandra Bade）则提议印度应该出于国防的需要来发展核武器。

面对国内这种激进情绪，尼赫鲁多次表态来确认印度的现有政策。1963年3月25日，尼赫鲁在人民院演讲中表示，印度从发展核能的第一天开始，就已经决定不制造核武器，他多次重申并且至今都坚持这一点。他强调，以为印度生产了核弹就能加强自身国防或者中国人成功进行了核试验就能加强其军事能力都是不对的。他于10月2日又对国内表示，即便中国在一年内试爆原子弹，印度民众也无需忧虑。印度在原子能领域已经取得很大进展，能够比中国更早地生产原子弹。但是既然印度已经寻求禁止生产这类武器，就不能去生产原子弹。

虽然尼赫鲁在任期间以自己的威望与权力维持了不发展核武器的政策，但这一政策在印度国内遭受越来越多的挑战，就连巴巴也开始公开挑战其非核武化路线。1964年1月27日，巴巴在帕格沃什会议上公开阐述了核武器的军事必要性以及经济上的合理性。尽管尼赫鲁最终没有做出决定，但他在1964年初也曾向巴巴谈及“必要时为防卫目的发展核能”的选择。总之，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的失利以及国内要求发展核武器呼声的不断出现，已经开始逐渐动摇尼赫鲁反核武器思想的主导地位。1964年5月，尼赫鲁去世后，夏斯特里立马就遭遇了比尼赫鲁时期更为激烈的国内政治情绪以及日渐临近的中国可能进行核试验的压力。

进入1964年，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开始越来越多地谈论中国核试验的前景，印度报纸每个月都会或多或少报道中国的核活动和印度政府的一些态度。可以说印度高层对中国早晚会进行核试验的未来事态在心理上是有所准备的，总体上坚持尼赫鲁提到的中国核试验并不意味着中国很快会获得核武器能力这一认识。但大多数印度人认为这是中国军事与科技实力的反映，而印度在这关键领域落后了。当时印度对与中国的发展水平的竞争是十分在意的，也意识到两国科技水平及其依托的社会制度与发展方式的差异。早在1963年2月17日，尼赫鲁就曾向内阁成员转发塔塔基础研究中心一份关于中国科技情况的报告。该报告认为“印度尖端科学家水平或许可以与中国的相提并论，但是技术人员、工程师方面，中国更具优势。中国科技项目的实施更有效率，部分由于中国体制的独特运作模式，部分来自其长期的学术传统。”

因此，面对中国核试验的可能前景，印度政府开始预先进行一些准备来应对未来中国核试验可能对印度造成的冲击。印度外交部门预先对内宣传，安抚民心。1964年9月29日，印度外交秘书特里维迪（V.C.Trivedi）发表谈话，一方面公布中国将在“未来很短时间”内进行核试验的消息；同时又强调预期中的核试验将不会产生“太大的实际军事意义”，核试验并不意味着中国成为核国家。同时，印度政府还考虑到中国核试验可能从“心理”和“政治”方面造成的国际影响。特里维迪在9月2日与美国驻印外交官的一次谈话中，直接承认：“中国核试验的影响将是深远的，没有什么办法能消解其心理影响。”他还承认并强调，如果中国试爆了核装置，印度政府会遭受来自各方的压力去证明印度也具备这样的能力，但是印度政府不会屈从这些压力而放弃原有的基本立场。

总之，虽然印度政府预见到中国核试验难以避免，但他们还是在此之前做出了一些象征性的努力来防止这一局面的发生，至少希望占据国际舆论和道义上的制高点。10月7日，夏斯特里在开罗召开的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上公开呼吁中国停止核试验，并提议不结盟国家派遣代表团前往北京，“劝说”中国领导人放弃核试验。据此可以认为印度政府就中国核试验的可能影响进行了一些预判，并从心理和外交上做了一定的准备，特别是向美国表明印度在反对中国核试验的同时，又做出自己不会因此而走向核武化的保证，以便为未来争取美国某种形式的支持或帮助留有余地。

二 中国首次核试验后印度各界的认识与反应

就在包括印度在内的国际社会不断猜测中国将在何时进行核试验的时候，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中国第一颗试验型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试验场成功试爆。当日中国政府声明：“中国掌握核武器，完全是为了防御，为了保卫中国人民免受美国的核威胁。中国政府郑重宣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同时还倡议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保证不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武器区使用核武器，彼此也不使用核武器”。10月16日下午，夏斯特里就此发表讲话指出：“这次核试验对我，对全世界都是一个震惊，是对和平的威胁。”《印度时报》评论指出：“德里政界认为虽然中国的原子弹不会马上具备军事意义，但会使得中共在态势上更具侵略性，特别是针对中国的邻国，其中弱小的邻国最担忧。”印度人的注意力全部被核试验本身所吸引了，并未重视中国政府所宣布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

10月17日，夏斯特里召集内阁主要成员商议对策，所有与会者都认为中国爆炸核装置将迫使印度采取一些实际行动而不仅是言辞。然而最终决定是要求巴巴提出新的重大措施来证明印度在和平利用核能领域的能力。接下来的一两个月，印度政界、学界、新闻界在中国核试验的刺激下，主要就中国的核能力与意图、印度是否要改变和平核政策展开了广泛辩论。综合印度媒体的反应，可以总结出以下观点：1.他们普遍认为中国核试验必将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推动其进入联合国等主流国际平台，增强对其周边邻国的影响或威慑力。2.中国核武器的出现将首先在心理和政治上，其次在军事上对印度造成严重压力和威胁。3.印度面对拥有核武器的中国，要么自己生产核武器，要么寻求美苏等核大国的保护。4.也有部分人士坚持认为印度无需研发核武器，依然要坚持和平核政策，首先致力于经济发展。

就在印度公共舆论展开辩论的同时，印度政府和议会内部同样出现了不同意见的交锋。11月3日，印度驻美大使B.K.尼赫鲁（Brij Kumar Nehru）拜会美国军备控制与裁军署主任福斯特（William Foster），表达了印度方面的以下立场：第一，印度政府主流观点依然是不会因为中国核试验而立即改变和平核政策去发展核武器。第二，印度政府对中国可能对印度造成的核威胁以及给地区权力平衡造成的影响深感担忧，特别担心中国在远东和亚非世界影响力上升，导致印度相应影响力受损。第三，印度国内已产生许多要求发展核武器或者适当改变和平核政策的呼声，这些呼声对夏斯特里政府造成强大压力。第四，印度对美国的反应存有疑虑和担忧，担心美国面对中国核试验无所作为，甚至承认中国的核大国地位，这是印度所不能接受的。第五，印度也暗示，如果美国无所作为或者不能给印度以某种支持或保障，印度具备研发核武器的能力，也保留核武化的选择。

印度政府及议会内部的核争论与政治斗争，确实给夏斯特里政府造成巨大压力。10月20日，特里维迪在回答媒体关于“中国核试验是否会影响印度的核项目”的问题时，他一方面强调印度坚决承诺自己的核项目只用于和平目的，同时又承认目前没人能说明政府遭受到多大程度上的压力来改变其现行政策。但是他个人认为这些压力还不足以迫使政府改变其和平利用核能的政策。尽管公开核政策没有任何变化，但印度内阁成员已开始非正式地讨论这一问题。有政府官员表示，印度三年前就应该开始研发原子弹；生产核弹没有什么错，不过制造它不等于使用它。

印度议会的核辩论也有其特点。全印国大党委员会在11月7日到8日进行了第一次关于中国核试验问题的讨论，党内不少声音支持制造原子弹。党内高层暂时维持了政府和平利用核能的政策，党鞭强行压制不同意见，在人民院关于人民联盟提出的要求发展核武器的议案投票中采取一致反对的态度，但党内争论还在继续，已经有相当一部分议员不满意夏斯特里的对外政策。国大党内大部分议员的意见是：美苏联合提供核保护伞，如果苏联不愿意，则寻求美国一家的保证。小部分鹰派议员的意见是：印度只有自己制造核武器才能保护自己的安全。还有一小派意见，则继续坚持无条件无核的立场，希望通过国际影响来约束中国。不仅国大党如此，整个印度议会也产生了三派观点：一小部分人支持马上生产核弹，另一部分人希望花一定时间重新评估核政策，第三部分人反对制造核弹。支持制造核武器或者重新评估的两派都不属于某一特定政党。其中第二派别的代表性态度是：“不希望印度马上就去制造原子弹，但支持重新思考这一问题。关于思考的结果，取决于大国对中国的行动以及印度根据这些行动来对自身安全的评估。”

与此同时，印度的职业外交官们也积极参与核政策的再思考与讨论，印度外交部在12月组织下属的相关部门集中进行了两周的研讨。外交部中国事务处主任纳拉扬（K.R. Narayanan）主持完成并于12月24日向外交部和总理办公室提交了《印度与中国原子弹》的报告。该报告首先指出，中国的原子弹“具有一种特别的革命性意义，中国将其作为对美帝国主义的直接挑战，也是对世界革命民众的极大鼓舞；还向世界不发达国家证明中国社会体制、中国领导人的革命哲学和方法的效率与优越性。”报告认为印度在亚非国家中的影响与声誉基于其和平与不结盟的政策及其独特的通过和平与民主的方式进行的社会与经济发展实验。中国核试验引发公众对两种体制在物质进步领域的对比。这一对比对印度人思想的影响可能还要大于对亚非国家的影响。1962年印度的军事失败加上中国的核试验，可能会给印度民众造成令人泄气的影响，除非印度也进行相应的核试验。

该报告还从历史出发对比分析了中印两国的未来，指出中国和印度都具备成为世界一流大国的潜力。而核试验之后，中国已经取得走向大国地位的突破进展。报告引用尼赫鲁1954年在人民院说过的话：“美国和苏联是超级大国，展望未来，如果事态进展顺利—没有世界大战爆发—世界第四大国无疑将是印度。”该报告就此提出：“根本问题是印度是否准备好接受可能的‘无疑的第四大国’地位。中国核试验让印度政府和民众突然面对着这一有关印度命运和世界地位的问题。”

面对以上形势，该报告分析了印度包括发展核武器在内的几项政策选择后，最终提出“印度制造核武器不一定会有损自己的国际形象，相反会加分。不仅不会导致与中国的军备竞赛，有可能会促使中国领导人坐下来与印度缓和，就像美国和其他核国家考虑面对中国的现实一样。”而且印度上原子弹项目并不意味着要放弃和平共处、全面裁军的传统政策。报告认为：“有了原子弹，印度还可以在裁军领域发挥有效作用，使核大国认真倾听印度的声音。印度的和平形象会因此得到更大维护，才可以令人信服地在世界上宣布自己准备好放弃核武器，寻求走向全面裁减常规与核武器的神圣征程。”这份报告最终落脚点就是印度也要发展核武器。夏斯特里政府当时拒绝了这份报告的结论，但这并不意味着报告分析的逻辑及阐述的理由是不可接受的，而是当时直接落实报告的建议的时机并不成熟。印度需要时间来观望形势、积累技术、酝酿政策。

三 中国核试验之后印度核政策的延续与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中国核试验后，在印度国内辩论与国际社会的反应互动背景下，夏斯特里政府的反应与政策也经历一段大体延续又微妙变化的过程。夏斯特里一开始继续无条件坚持和平利用核能，但又希望印度核工业部门能采取措施来证明印度核能力并不落后于中国。这一措施本身就是模糊的，民用与军用核技术的界限并非不可逾越，随着国内压力的加大，夏斯特里的表态也开始变得留有余地，一方面他多次重申印度政府无意制造核武器，另一方面，他又提到：“没有任何政府在这一问题不会保持灵活性和多样性。”特别是在11月24日的一次讲话中，夏斯特里指出：“政府继续反对发展核武器，但是不应该把这一立场视为永久立场。”11月27日，他在人民院又提到：“我们不能说目前的和平核政策是根深蒂固而不能改变的。……现在形势发生了变化，我们将不得不相应改变我们的政策”。可见夏斯特里逐渐转向了一种灵活性核政策，保留了未来改变核政策的选择。

1965年6月，夏斯特里总理秘书吉哈（L. K. Jha）会见来访的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拉奥（Betty Lall）时直接表示：夏斯特里所说的印度不会制造核武器，意思是“印度当前不会制造核武器”。简言之，夏斯特里的政策立场在各方压力下，由“无条件无核”（no bomb）转向“有条件的无核”（no bomb but）。中国核试验之后夏斯特里政府的一系列言行与对策，恰恰能体现出印度核政策在这段时期内的这种渐进变化。所谓“有条件”就是国际社会特别是超级大国对中国核试验的反应，这包括能否把中国纳入核裁军及核不扩散体系，能否给印度等无核武器国家提供安全保证。1964年12月，夏斯特里访问英国时曾对威尔逊（James Wilson）首相提及：“大国特别是美苏有能力也有义务采取实质措施来确保人类不受到核毁灭的威胁。印度和其他不结盟国家将帮助把大国们团结起来。”12月22日，印度驻法国使馆官员特别向美国驻法使馆武官询问 “西方的核保护伞是否会覆盖那些受到中国核武器威胁的国家？”

然而印度很多议员并不赞成寻求大国核保护。12月20日，夏斯特里在议会党团会议上，澄清“自己没有提议要求超级大国的核盾牌或核保护伞来保护印度”，他只是提出“核大国应该想办法让无核国家免受核攻击或核讹诈”。其实无论是否专门要求保护印度，夏斯特里客观上把印度列入需要国际保护的“无核国家”了。此外，印度还在联合国大会提出议案指出“中国进行的核武器测试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忧虑，特别是亚洲国家，同时加剧了军备竞赛和国际紧张局势，破坏地球环境，使全面和彻底裁军的努力更加复杂化，因此要求联大：（1）谴责中国的核武器试验；（2）要求中国不要再进行进一步的核试验；（3）敦促中国立即加入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并遵守其精神与条款。”

寻求国际安全保证是介于和平核政策与发展核武器之间的一种选择，虽然印度国内对此有不同意见，但这一选择也有一定的民意基础。就连美国驻印外交官也观察到，如果未来技术可行的话，印度政府会走向和平核爆炸的道路，同时也指出“保护印度应对中国的国际保证将是影响印度未来核政策的重大因素”。中央情报局的情报评估也认为，影响印度政府是否会做出开发核武器决定的因素包括核项目的成本、中国核项目的进展和规模以及印度能多大程度上从美国和其他核国家获得核保证。然而，虽然夏斯特里政府曾短暂追求过美苏的安全保证，但很快放弃。正如纳拉扬报告所分析的，美苏不可能提供这些保证，而作为一个大国，印度也不能把自己的安全寄希望于其他超级大国。

其实从1964年10月中国的第一次到1965年5月的第二次核试验，所谓国际社会和超级大国并没有对中国采取实质措施。为安抚一些国家，防止进一步核扩散，约翰逊（Lyndon Johnson）总统曾于1964年10月16和18日做了两次讲话，核心观点是，让那些不寻求核武器的国家相信，如果它们需要美国的强有力支持来应对核讹诈，它们会得到这种支持。此后美国的立场一直停留在这一模糊的表态上。1964年12月31日，美国驻印大使鲍尔斯（Chester Bowles）就曾向印度外交部长斯瓦兰·辛格（Swaran Singh）确认约翰逊总统的声明不能被认为是一种到处提供核保护伞的保证。

因此，综合当时印度的核能力、国内政治的压力、国际社会的反应等因素，国大党政府既要维持国际声誉又要保障国家安全还要维护执政地位，那么在不公开放弃和平核政策的前提下，默默转向核武器的技术准备应该是最佳选择。这一选择可以在国内得到尽可能多方面的支持，又能避免遭遇国际核不扩散的压力，还能在未来与中国的持续竞争中不至于完全落后。支持这一选择的代表人物和关键推动者之一就是巴巴。还在尼赫鲁执政时期，巴巴一方面遵循尼赫鲁的命令不去研发核武器，另一方面他又致力于核技术的提升，希望减少一旦尼赫鲁下令制造核武器到生产出核武器的时间差。中国首次核试验后，巴巴也积极参与核辩论，多次公开表示研发核武器的成本并不高，反驳那些以经济理由反对制造核武器的意见。倾向于准备核爆炸技术不仅是巴巴的个人意愿，印度许多科学家都欢迎这一发展方向，可以将其作为对中国核试验的回应，向世界表明印度的科技能力也能做到，而且印度政府也开始表现出这样的兴趣。

夏斯特里在1964年11月27日的议会辩论中强调了印度的道德传统和反对核武器的一贯立场之后，又表示可以出于和平用途准备在山体隧道中进行和平核爆炸，“核装置”既可以用于破坏目的也可以用于和平目的。12月29日，美国驻印使馆通过秘密渠道得到一个消息：“印度内阁已经指示巴巴进行生产原子弹的第一阶段准备。首先进行前12个月的必要准备工作，然后印度政府届时将再评估形势，决定是否向前推进。将来影响这一决定的因素，包括中国核武器的发展是否受到限制，中国核武器会给中国带来多大声誉。”巴巴甚至还提出可以首先进行地下核试验。鲍尔斯大使就此向辛格外长求证时，辛格一方面保证绝对没有这一计划，但他又希望鲍尔斯理解印度政府正遭受来自国内多个团体要求发展原子弹的压力，但总理的立场是坚定的。最后辛格表示：“即使印度政府要改变想法，也会通知美国政府。”

随着印度国内辩论的深入和国际社会没有做出印度期待的反应，巴巴愈加致力于向着进行和平核爆炸的方向推进，到1965年初的时候这种倾向得到印度越来越多意见的认同。当时印度国内观察家和美国驻印外交官同时做出这样的观察：“（1）有人认为巴巴无视夏斯特里的指示，按自己的意见向着制造核弹的方向努力；（2）有人认为他确实在这样做，但印度政府是完全知晓的；（3）还有人认为他希望有一个核爆炸，无论是和平目的还是用于武器目的。”因此可以判断，夏斯特里下达采取措施证明印度科技能力的命令后，巴巴执掌的原子能部门持续加快努力升级其核技术，一旦印度决定研发核弹，巴巴可以迅速而积极地做出反应。

巴巴本人的表态更加证实了这一点。1965年2月22日，巴巴访美并在拜会副国务卿鲍尔（George W. Ball）时介绍了印度民用核能项目，随后着重抱怨印度因为中国核试验而遭遇的困境，指出印度需要在核领域采取重大的“和平”成就来抵消中国在亚非世界获得的声望。巴巴强调印度如果要在科技领域保持相对于中国的威望，需要做两件事情：1.找到一些方式向亚非国家展示印度的科技成就；2.让世界知道中国核成就完全是来自于苏联的帮助（不是靠自己）。最后他再次强调，印度会坚持不寻求核武器的政策，但是要证明这一政策的合理性，就需要展示出自己和平利用核能能力的同时也要展现出印度同样具备启动核武器项目的能力。

接下来来自英美多方的证据则更为明确了。1965年3月中旬，从印度访问归来的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朱克曼（Solly Zuckerman）向威尔逊首相报告说，印度当前不研发核武器的政治决定“绝不是不可违背的”，而且“技术上的准备走在前面，等待着政治决定的改变”。同年7月，代表印度总理对原子能部进行政治监督的总理议会事务秘书拉利特·森（Lalit SEN）在与美使馆官员进行的一次谈话中，直接表现出对某种和平核试验的兴趣。

虽然当时印度与巴基斯坦在边界地区出现了紧张局势，随后于8月爆发了第二次印巴战争，印度各界的注意力发生转移，但此时印度核态势的微妙变化已经发生。可以说，从1964年末到1965年中期，印度在事实上已经逐渐转向并进入一种“时刻准备着”的态势。虽然印度实际上没有直接启动核武器项目，但要持续提升核技术、积累核原料，以便在做出明确的政治决定后，能够更为迅速地启动某种核爆炸试验。这也许不是印度政府公开的、正式的政策，但可以相信这是印度大部分政治力量和社会精英最为热衷的一项选择，也是夏斯特里政府所默认的一种政策选择。1964年底，夏斯特里已授权印度原子能委员会加紧研究核装置，准备好非核组件，争取时间，将爆炸的准备时间从18个月缩减到6个月。到1965年12月，夏斯特里最终批准了一项秘密地下核爆炸的研究计划。

1966年1月，夏斯特里突然病故，英迪拉（Indira Gandhi）继任总理。英迪拉政府继承并发展了夏斯特里政府默默发展和平核爆炸能力的基本政策。虽然同在1966年1月，巴巴因飞机失事而去世，对印度核开发造成严重打击，但已经起步的核工业在英迪拉的支持下继续推进。当时美苏英正在推进《核不扩散条约》，并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支持。英迪拉政府却认为《核不扩散条约》具有歧视无核武器国家的性质。1967年3月27日，印度外交部长查格拉（M.C. Chagla）在人民院表示：作为不结盟国家，印度没有任何其他国家的政治保护伞，不存在如果印度遭受核国家的攻击来保护自己的军事条约，印度不会接受限制发展自身核能力及和平利用核能权利的条约。

就这一问题来说，《核不扩散条约》导致了一个悖论。英国认为安全保证只能适用于愿意加入《核不扩散条约》的无核武器国家，否则反而会鼓励核扩散。美国则坚持在印度加入《核不扩散条约》之前，不能给予其安全保证。而印度则认为自己得不到安全保证就不能做出不发展核力量的承诺，而且印度愈加不相信外来安全保证。1967年6月21日，国防部长辛格在人民院表示，他国安全承诺是不可靠的。10月6日，他直接在联合国大会宣布，印度不会签署这一条约。1968年7月，《核不扩散条约》开放签字。1969年，印度议会和内阁一致决定正式拒绝签署《核不扩散条约》，并提出了两个理由，一是认为该条约歧视无核武器国家，二是宣称中国的核威胁。可见，核能力对印度世界大国地位的追求和设想中的国家安全的维护极其重要，印度甚至不惜牺牲在国际社会加强防止核扩散之道义形象的机会，而始终坚持自主利用核能的权利。

1970年8月27日，英迪拉在人民院提出了印度政府有兴趣研究和平的地下核爆炸来促进经济发展的可能性。1971年美国对印巴战争的干预以及1972年尼克松访华的冲击，进一步加强并推动了印度发展核工业的决心。到1971年底，印度已经做出开发核爆炸装置的决定，并在1972年春开始制造关键组件。1973年印度核试验相关的物质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并在拉贾斯坦邦塔尔沙漠选定了试验地点。1974年4月底到5月初，英迪拉出于国内外政治考虑，最终做出了进行“核爆炸”的决定：“因为印度需要这样一次展示。”1974年5月18日上午8点，印度正式进行了一次地下“和平核爆炸”试验，初步掌握了核爆炸技术，为未来正式研发核武器奠定了基础。

余    论

实际上人类一旦进入核时代以后，正如纳拉扬所说：“没有武装、没有核武器的世界仅仅是美好的理想。未来很长时间内，人类将别无选择地学会生活在核武器的世界里。”在有核世界里，印度这样一个有潜力的国家在追求成为“有声有色的大国”的梦想过程中发展某种形式的核力量是符合逻辑的。而恰恰一个跟自己有着相似经历、彼此又存在竞争关系的潜在大国—中国开创了一个成功先例。对印度来说：这既是挑战，又是某种刺激或鼓舞。印度国内本就存在的希望将核项目转向武器化的政治势力得以堂而皇之地利用这一契机向政府施加更多压力，推动这一转变。可以说中国核试验一方面成为印度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将核项目转向武器化的外部诱因，另一方面也促使核武器因素被深刻融入到印度历任政治领导层关于印度与中国之间存在大国地位与国际影响力竞争的主观观念中。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影响印度领导层的相关决策。

核武器已经远远超越了一种军用武器的意义，它更是科技与经济实力的象征，进而反映了它所依托的社会制度与生产生活方式。中国成功进行核试验后，印度领导人直接面对一个关键问题—他们能否容忍或接受从核技术领域所体现的中国经济与科技实力领先于印度的现实。答案是否定，而最能证明印度的发展方式与潜力并不差于中国的直接办法就是印度也在核技术领域展现自己的能力。此外，在印度看来，国际社会并未对中国核试验做出实质反应的事实，既刺激又鼓舞了印度。夏斯特里政府基于对国内外形势的判断，选择了默默向积累核爆炸技术的方向转变，也就容易理解了。

这种向所谓“和平核爆炸”的转向，并非是对尼赫鲁核政策的完全背离，相反它们之间存在逻辑上的合理联系。印度的核工业启动于尼赫鲁时期，他客观上“批准了能够为生产他所反对的武器提供放射性原料的设施”。之后的夏斯特里与英迪拉两任政府一方面没有公开放弃尼赫鲁的和平核政策；另一方面持续推进核研发，为最终必要时制造出核武器做好准备。在这一过程中进行一次“和平核爆炸”，既能体现尼赫鲁之后的国大党政府对甘地的非暴力思想和尼赫鲁理想主义国际思想的尊重与继承，又能适应变化了的国内外形势，满足维护印度国内政治稳定、国家安全和国际影响力的需求。而中国核试验只是这一逻辑链条上的关键刺激因素之一而已。总之，中国核试验之后，印度核政策的演变既有内在的继承与延续性，也发生了符合逻辑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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